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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批判与再造社”出版的金宝瑜新作《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之间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此阶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前进和后退的斗争一直在发生。金宝瑜老师悲哀于美国运动的浮沉，亦不忍见中国曾经获得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在八十余岁高龄、新冠病毒肆虐美国之际，写就《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书，欲以历史为镜鉴，警醒当下之民众，可敬可佩。感谢金宝瑜老师授权激流网对此书进行连载，本次刊载内容为本书第一部分，相信我们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师的一腔热忱。

  金宝瑜：为何需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在最初发展时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成为统治者，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多少年来都没办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结束封建制度，因此没办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给我们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仅根据中国长久的封建历史，而且根据总的世界情势。毛主席这样写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后，毛主席接着说，在1917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改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对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全世界的发展连在一起作了分析，说明了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全世界革命性质的改变，因此，也就决定了革命策略的改变。

  毛主席接着分析了在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将更加依赖苏联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帝国主义，及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这个新的范畴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这种殖民与半殖民国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着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他说的完全适用于80年后的今天。他这样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了解了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后中国的土地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后取得的成绩，它是为社会主义铺路，它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我们也一样能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80年之后，落后国家的“英雄好汉”们即使是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自称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还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没办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是由地主和资本家结成的，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与农民紧密的联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统治，土地改革将几亿的农民从暴力的、残酷的、极端剥削的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中国的土地改革无论从土地和人数的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般从上到下的将土地分发给农民，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经过一场发动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在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参与的运动中，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他们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来自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农民在意识型态上发生了跳耀性的变化，这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未来农业集体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革命开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人与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发展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尚未真正开始，取得革命的胜利，少数的产业工人必须要和中国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中国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革命战争中，农民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用他们的生命来支持革命。没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英勇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参加了武装斗争后，普通农民变成了革命战士，在反帝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的作出英勇奋战，取得胜利。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革命战士成了的中坚干部，他们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后农业集体化，以及集体化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中国内对土地改革没有争论，因为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结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别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革命之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内最大的争论就是中国未来的农业政策。长久以来，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国发展农业难以克服的问题。土地改革后，每户农民平均只拥有0.2 公亩的土地，贫农、下中农和雇农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面积小之外，土地非常贫瘠，其中一个原因是长久以来地主只顾用收租来剥削农民，但是却不肯花钱来保养土地，这说明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发展生产力。再加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导致大部份农田灌溉设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设施）都已荒废。1949到1952年，除了土地贫瘠和荒废了的农业基础设施外，农民更缺少农具，很多贫农、下中农和以前的雇农连最简单的农具都缺无。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第一次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但是基于所有的这些客观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也无法继续增加生产。到了1953年，粮食不再增产，棉花产量反而下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在1953和1954年间还经历了旱灾和水灾，个体小农户无法抵抗这些天灾。另外，五十年代初期，农民因为长期营养不足和农村根本没有医疗卫生设施，一个家庭里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些天灾和人祸都是个体农户无法应付的，他们常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欠下了债，当债堆积起来之后，农民开始出卖刚才分到的土地来还债，自己再去给别人耕田。在集体化开始前，卖地的农户和受雇的农民都在增加。[1]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土地贫瘠的中国小农耕种经济是不能长久持续的。经过一段日子，在两极分化下，土地必然会再度集中起来。而且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业发展原材料的需要，只有将农业现代化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内对于中国农业必须要现代化是没有争议的，内的分歧在于如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由所代表的共党产党员主张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在有了工业基础之后，他们认为只有到中国能够生产足够的钢材，和掌握了制造农用机械的技术后，中国农业才具有现代化的条件。虽然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产力永远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张批评为机械唯物论，也就是说机械唯物论者认为提高生产力当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这样的看法批评为“唯生产力论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们不同，他认为当落后的生产关系妨碍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像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时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制度），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土地改革之后，毛主席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进可以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私有的生产关系为集体所有，把生产规模扩大，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很多，他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试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国发动革命？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帝支持的，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军事力量的对比，谁能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可以战胜他们？毛主席看到在农民参加了革命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已经成为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对农民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从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组织的能力和他们的战斗决心非常佩服。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与地主对抗，当然他们也会有能力和决心组织起来改造他们的生产条件，全心全力地，为改进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经过集体化，农民完全可以克服作为小生产者对他们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虽然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极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在缺乏农具和农村基础设施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只靠农民个体的力量生产是无法提高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因为毛主席对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认为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所发挥的力量将是其大无比的。无论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成绩都证实了毛主席是对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从早到晚辛苦耕耘养活着中国这大块土地上的人，但是却被“知识人”看成是最无知、最愚蠢的人。旧社会的“知识人”不会去想，农民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都被抽走去养活统治他们的官吏和士大夫了，农民不但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但是毛主席却从来不从“知识人”的视野来看农民，他相信农民，他相信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而走资派则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他们把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污蔑为“懒汉”，他们认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农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户，农民才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在整个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中，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农民中，贫农和下中农是最支持集体化，上中农和富农是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大多数（60%到70%），他们只拥有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缺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他们独自发展来增加生产是极为困难的。上中农，特别是富农拥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若是单干，可以雇用农工来增加生产，增加积累，以便购买更多的农具，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再生产，他们是可以通过单干来发展生产的，因此，他们反对农业集体化。在农民里，中农则是持观望态度，他们要看集体生产是否能增产再决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了重要的政策决定。首先，农业集体化一定要在农民自愿选择下进行，只有这样才会有稳定的基础，其次，在进行集体化时，政策要坚持依靠贫农和中下农，争取大多数的中农。因此，集体化一步步进行中，增加生产变得极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产，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一年或两年内）能够增产。当大多数中农看到集体可以增产的优越性而决定加入时，集体化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在大家都入社后，富农就是有田、有农具也雇不到农工了，因此，他们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了。

  农村集体化从合作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由约15到30家农户（1962年平均24.9户）组成，是三级所有制中最基层的一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拥有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每个生产队由组成的农户选出他们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负责筹划每年农作物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和产品的分配。之后，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生产队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缴付国家税，再拿出一部份作为公积金（交给公社用来添加农具和其它的投资），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给公社用来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从收成中给每个人留出口粮（按年龄和工作强度来决定），最后剩下来的部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出工的日数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给参加生产的人。在生产队之上是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一个村的大小。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有7.9个生产队。再上层就是人民公社，约一个乡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个公社有9.4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有比较大型的农机，供给大队的队员使用，大队还有用来为谷类加工的机器（像脱谷机和磨粉机）和一些便利队员的设施（像缝衣机等），大队还设置了猪和各种禽类的畜养场，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队办了自己的工厂。人民公社则是农村主要的行政单位，它负责管理农、工、商和所有社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为贫困和没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还有自己的民兵，负责自卫。人民公社负责向生产队和大队收税，缴税给国家，负责用公积金购买较大型的农机和修建各种农田基本建设。一般较大型的灌溉建设，人民公社无法负担，因此，由国家与人民公社合作，国家负责资金，人民公社提供劳动力。

  中国解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解放战争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参与武装战争。战争胜利完成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毛主席说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满意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这个新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关系，在发展农业和农村下，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劳动人民紧密联盟下，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成联盟。集体化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增加了农业生产。如果没有集体化，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次经历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富农、中农和贫农，那么工人要跟谁去联盟呢？除此之外，在集体化之前，只有富农家里有多余的粮食，他们将粮食卖给城市里的粮商，因此，造成富农和粮商之间联盟的机会和条件。为了防止农村富农和城市粮商之间的联盟，中国政府在1953年时，成立了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统购统销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农民收购粮食和棉花，再将它们供给工业和消费者，这样就堵死了富农和城市商人之间的联盟。中国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社会主义路线取得胜利。难怪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为地主和富农叫冤。

  中国农民在长久历史上并没有集体合作耕种的经验，集体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领导，包括坚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国农民对的信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农村的干部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不久之前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农村干部，从来没有过带领农民进行集体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们对贫穷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关怀，他们凭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对中国的信任，尽他们所有的力量来组织农民，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再一次完成历史给予他们农业集体化的使命，在集体化完成后，这些基层农村干部，继续带领农民与自然搏斗来发展农业。

  农业集体化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建立起关系，即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农联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业化程度尚低的中国，虽然在解放后，产业工人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但是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还是占少数，而农民则是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劳动人民才能取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可能和胜利。代表工人阶级的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照顾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化起步时，发展的资源必须来自农业。差别在工业有了发展之后，发展的剩余是否回馈给农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因为工业的投资利润高，回收快，所以社会的剩余会投向报酬高和回收快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发展因为投入少，要比工业发展慢得多。那么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发展缺少资源就更明显了。在落后国家的发展（其实是不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剩余一部份被帝国主义国家抽走，而农村农业的剩余更进一步被城市的工业抽走，所以农业无法发展，农业的停滞与凋谢，造成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在六十年代时，美国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想说明和解释这些国家不发展的原因，他们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后国家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将所有的剩余都投向工业，而它们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因此，即使工业有些发展也带动不了农业的发展，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各自孤立存在着，他们把这样的结果称为“二元化”的经济，其实“二元化”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发展这样的课程也就在经济系里消失了。

  只有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的剩余要投在哪里不再靠市场来决定，而是靠国家的计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配社会的剩余资金。在第一次五年计画（1953-1957）中，可用的剩余资金稍向工业倾斜，就造成农业对工业原料供给和对都市消费供给的紧张。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指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出中国虽然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工具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发展了轻工业和农业才能保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工人和农民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毛主席写了《十大关系》的论文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就是虽然重工业的发展重要，但是不能过分注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十大关系》说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也就是虽然最初的工业发展要向农业吸取资源，但在取得一定的发展后，资源必须要投向农业，在计画经济下，国家可以特别注重对农业所需的工业品的投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维持着彼此支持的密切关系，农业的生产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工业品的市场，为都市人提供生活资料。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需的工业产品，主要的有化肥、杀虫剂、除莠剂、各种农机和发电，以及灌溉的各种机械。国家计划逐步提高对这些农用工业产品的投资，并且逐步降低这些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购买。到后来农村工业发展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将比较过时的机器转给农村的工厂使用。在此之外，国家更逐步提高在农业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因为建设大型水利系统，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坝等，费用庞大，集体无法承担，都是由国家投资。国家掌握着工业生产剩余的全部，这些剩余就用来投资在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农业及的发展与农村的建设。从表一中的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如何用实际的资源分配来巩固工农联盟。

  （a）1953－1957；（b)1976-1978； (c) 1976-1977资料来源：Nicholas R. Lardy，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3，445-447; 许毅，陈宝森，梁无瑕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76

  从表一的数字可以看出，从1957年到1978年，当在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之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增加（也是实际数量的增加），国家在重工业的总投资中农业机械的投资比例的增加（实际投资数额也增加），在国家的总收入中农业税所占的比例下降，在国家的总支出中农业的支出比例升高（实际支出数额也增加）。另外，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价格指数上提高，也就是减少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交换价格上的剪刀差。这些数字都表现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发展有了初步的进展后，国家把在经济发展初期从农业所抽取的剩余，以各种方式回馈给农业。

  另外必须要提的是，工农联盟并不止于经济上的范畴，更包括了农村的教育、保健、和文化。取消都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取消三大差别的目标之一。这一点将在另一节中作解说。

  因为中国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农户平均土地仅0.2公亩。在约占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产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尽一切人力来增强土地的生产力，提高每亩土地的产量。不仅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常常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使修建各种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发展农业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艰巨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民用极大的劳动量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将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铲平，把小的河沟填平，把小块土地连成一大片，为将来用农机耕种做准备。农田基本建设还包括修建农田的灌溉系统，建筑水坝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则为排水防洪。为了增加亩产，农民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加以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料，并且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两次，两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会在庄稼的收成的时刻几乎要同时进行播种。另外，农民还用间种（两种不同的谷物隔排种植）来增加产量。所有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大幅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因为在还没有农机之前，所有这些工作都得靠农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几里路来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统都是农民在冬天播种和收成工作比较闲的时间进行，这样就增加了一年中农民的劳动日。在还没有铲土机的时代，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农民，一铲子一铲子把土铲起，再一担担用双肩挑着把土移走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民工作的强度和农民每年工作的日数都大幅增加了。从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仅仅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农民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根据一个估计，七十年代时，农民每年投入了80亿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个工作日为一人工日）。[2] 这样庞大的劳动力投入，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目，为农业机械化准备好了条件。大规模提高了使用农机耕种和用电力灌溉，为农业现代化取得辉煌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如果没有集体化，如果没有农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据一位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调查，中国农民的工作日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3] 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建设解决了集体化之前农村隐藏失业的问题。一般落后国家都有隐藏失业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隐藏失业，而是因官方无法统计这样的失业）也就是可以参与生产工作的人数，远远落在总劳动力之下。这样的失业问题，在落后国家无法解决，使得没有工作的农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谋生，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不发展和都市挤满了贫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结果。农业不发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利润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资，投资不足，就缺少就业机会，才有农村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大量投入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之后人民公社和大队办起来的五小工业，解决了农村失业的问题。事实上，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不但充分就业，而且在农忙时，有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得暂时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协助农民播种或是收成。

  新中国成立70 年了，近些年来，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谈到资本主义四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最近，我看到孙晓军发表在《理论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绩研究的三个维度》，文中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业下的许多成就。[4]在有关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他这样说，1949年时中国大型水库只有6座、中型水库只有17座，社会主义30 年的水利建设有非常大大成绩，一共完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几百万个塘坝、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四百万吨的粮食，仅占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与国家合作设立了四万多个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在县、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合作的网路下遍及整个农村。 这些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从事各方面农业生产研究，包括新种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时期，许多大学的研究农业的专家们，下乡来帮助这些技术推广站发展。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准。在新品种培养上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经验，来自美国一个农业专家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资料。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进行新品种的培育，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国能够将作物培育成果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到大规模生产，速度要比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画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亚热带的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站”（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完成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 这说明了如果没有通过集体下的培养品种的系统，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种新品种的培育的。

  1958年开始的“”不仅是要在农业生产上跃进，而且要在农村工业化上跃进。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不只依靠城市里的工厂来供应，而是在农村发展自己的工业。最初发展的就是五小工业，包括钢铁、化肥、水泥、机械（特别是农机的保养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矿）。“”中，农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像水灾和旱灾的自然灾难，也有一些在执行政策时所犯的错误，包括操之过急和因谎报收成而造成的过高的税收。另外，中国和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争执，苏联要求中国马上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苏联的债。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工业无法发展，许多设起来的工厂也只好“下马”，到了1963－1964年时农业生产恢复稳定，农村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工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访问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带领，十二位专家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工程学家、化肥学专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学专家等。十二个人中有七人会讲、会写中文，五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中国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学技术部门接待，由当时统计局副局长李成瑞带领到农村各地参观访问。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5]。这个访问团的报告由波克恩斯负责编辑，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6] 一书。在书的导言中，波克恩斯对他们参观的工厂作了这样的介绍：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 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在导言中，波克恩斯强调他们这些参观的人了解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厂，而是特别选定的发展特别好的工厂，但是这些优良的工厂给全国农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访问虽然只花了28天，相当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们提出的报告却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们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很详尽地报导出来，包括将非常技术性的材料用图表和照片加以说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这份报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报告中说明五小工业增加了农村就业的机会，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份就业。这可以从在农忙的时候工厂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帮忙播种或收割的现象看出来。这份报告中还说到因为工业可以在农村发展，纾解了对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报告的第十章“对知识的普及和对思想的改造”中，观察团总结了农村发展工业对知识普及和对思想（意识形态）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第一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宿命论的想法，受他们采访的人这样说：“以前我们是地主和机器的奴隶，今天我们是驾驭它们的主人。”第二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对技术的迷信，农民能够对他们曾经认为高深不可及的书本知识提出挑战。报告说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 “从点到面”、 “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李成瑞过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见到他，他问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我读过他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这本书。他接着说，这个访问队是由他带领到各地参观的。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因为我那时并没有仔细阅读导言。我对他说，这本书太重要了。后来我很快买了一本送给他，并说，这本书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应该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看到在李成瑞过世前不久的一篇报导，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手里拿着这本书，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把书翻译成中文的事。当然，翻译这本书不容易，因为它有大量的技术性的材料，但是翻译的工作总是比当初这个由李成瑞带领的访问队，到那么多农村工厂参观收集资料，并且经过细心的编辑出版报告要容易得多。这些材料说明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具体的成绩，我们只是口头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是不够的。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进行了这么大的、这么深的一场生产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特别珍惜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内容的纪录。其实这个报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还有极多的实际材料有待收集，像农村几亿的农民和几千万当年农村的领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干部，都还有记忆，但是我们必须要抓紧剩下不多时间和机会，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资料一样。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的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但是毛主席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进口）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必须要利用大型的企业，也要利用中型的企业，也要利用小型的企业。在技术上不但要利用新的进口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农村的社队办的工业就是“两条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生产队负责计画和执行每年的生产和分配，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筹划和安排所有关于生产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为了保证所有队员的食物需要给每个社员留下口粮，不管队员是否劳动，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继续劳动的，还是小的还没达到劳动年龄的，都可以分得口粮。扣除了口粮后，生产队需要扣除交给国家的税，之后留下为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资的公积金和为队员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据社员一年出工的日数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来进行分配。

  因为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断地增加，还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产量低的限制下，生产队在扣除了各种项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和比较贫穷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须支付的项目后，可以根据工分来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个工分所能换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体现多劳多得的结果。譬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体力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为每个工分所值很低，这两个付出的劳动量差别相当大的队员，他们的收入差别却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分配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报酬。这的确是在生产力低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困难，因为多劳不能多得，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使得一些人动脑筋，想要在别的方面多赚点钱，比如把生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说明了走资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

  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一些发展上，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都取得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保障了农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时从公益金里和在国家的援助下，农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时期，都市与农村在医疗保健的资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医疗保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时中国全国只有二千六百所医院，到1978年时，中国医院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医疗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广东一省为例，三分之二的医院病床、70–80%的政府医疗经费和60%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在居民占20% 的城市。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在广州是1:600，在广东的农村是1:10,000。文革时，大批医疗人员下乡，他们在农村训练了大批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她）们了解一起生产的队员的状况，队员生病时，他（她）们可以识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医治，可以送到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更严重的病就送公社或县级医院。

  江宇写的《强国先强身：新中国的健康奇迹》[7]是一篇好文章，它给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在国民健康上像奇迹一般发展的重要资料，很值得我们参考。江宇在文中如是写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欧洲用100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所谓人口转型，即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194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20‰，出生率35‰，还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反弹，也显著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5‰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面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提供服务上，即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江宇的这两段话，充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如何普及全民的医疗和卫生，因此，指出了与资本主义把医疗当作赚钱的商品的基本差异，更有甚者，这篇文章也说明了在农业集体化下，农民营养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并且把重点放在农村。 而且正是在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中国建立起来这套崭新的保障全面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创造了新中国健康的奇迹。江宇文章中也提到在1965年前中国的医疗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后重点才移向农村。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体弱多病，早亡，医疗健康体系缺无，被别的国家耻笑为“东亚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健康得到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看到那时中国年轻人，身体是那么的健康，精神是那么的饱满。

  在集体时代农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进是另一个奇迹。韩东屏对社会主义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这样的叙述。他说，“1949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乡山东为例，结合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村考察的结果写道，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他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七十五万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来初中扩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文革中他的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韩东屏更说，他的村到了1973年之后，农村的高中已经免费了。[8]

  在农业集体化后的20 年中，农民辛苦地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土地，他们收集人和畜类的粪便以及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加以处理用来做有机肥。这是一项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亩产。中国农民还将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国的灌溉系统。平整土地是为了给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治理灌溉系统则是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中国农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国极有限的可耕地变成高产田和稳产田，为农业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广大道。农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 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被资产阶级污蔑为“大锅饭，养懒汉”。

  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提高了农业耕种机械化程度，大幅减轻了农民最辛苦的挖土、播种和收成的工作。人民公社的20 年里，土壤的改善、新品种的培植和其他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中国农业的亩产量翻了一倍，实现了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达成的粮食自给自足，大体上不再依靠粮食进口。中国的集体农业建设虽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当初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周恩来总理鼓励农民学习大寨的精神，把中国所有的农田都建设成高产稳产田，也就是说不但亩产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统后，农民可以抵抗自然灾难，稳定农业生产，中国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但是到资本主义改革时，高产稳产田还只占农田的一半。其实完成另一半农田的高产稳产，应该只需十年到十几年，因为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机械，可以帮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的农村建设不仅不再向前进，反而急速地向后倒退。

  中国农业如此辉煌的成绩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体化是在中国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政策下完成的，这就是农业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前面说过，所有国家开始发展经济时，因为工业化尚未开始，所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只能从农业中抽取，这一点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样的（除非放弃自力更生，鼓励外来投资或是向国外贷款）。不同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经济政策下，当工业有了发展后，用资源来支持农业发展。中国在工业生产的计划中，对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各种农机、化学肥料等）在投资上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但要保证农用工业产品产量逐渐增加，而且要用低价卖给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使它们可以买得起，只有这样农业所用的工业产品才会逐年增加。 除了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品的供给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工业品出售给农业的价格，来减少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农业税的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且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像红旗渠一类的大型水利建设，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1983，p.186、p.197；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卷，13页。

  在下一页，托马斯接着说，前三种机械的总合，以土地平均马力来说，已经超过日本1955年每公亩0.69马力的机械化程度。

  中国的走资派有他们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计划，人民公社成立后，走资派就不停地用各种伎俩来破坏集体农业。他们提倡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 “三自”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自负盈亏。“一包”是指由个体农户直接与国家订合同来包产到户，也就是个体农户在与国家所订的合同中，向国家承诺缴纳一定的农产量，如果生产超过这个定额，多余部份归农户，即所谓多产多得。走资派认为这样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产量不能达到这个定额，农民得自己补上。

  在集体化下，为什么农民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原因是农民可以利用自留地来种植一些蔬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这些产品可以卖掉或者留着过年过节时自己吃。在生产力发展尚不足时，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如果他们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换来的产品，多过于在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工分，他们会很情愿地利用自留地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自留地的废除要等到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超过农民在自留地劳动所获得产品，到那时农民就会愿意放弃他们的一小块自留地。但是如果将自留地扩大，再配合自由市场的扩大，那就只会鼓励农民将更多的劳动力用在他们的自留地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作为商品到自由市场去卖。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继续不断地扩张，最后就会导致集体生产的解散。

  资产阶级当政以后，终于在1984年如愿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不得不记起来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毛主席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再实验吗？”[9]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后，毛主席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

  我们对毛主席的远见不得不佩服，在他过世后，他所有的预料一件件地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毛主席这段话不但说明了，在中国小农生产无法发展农业，没办法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如果在农业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业的发展就无法得到保障。这个事实不但适用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适用于第三世界，说明了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无法现代化和不能持续发展的道理。

  从1958到1978的仅仅20 年中，中国农业生产力在集体所有制下，得到快速全面地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工农联盟下的伟大成绩。这样大的成绩是中国农民支持国家的政策，无保留地付出了他们大量的劳动力来实现的。农民在冬季生产不是最忙的时间里放弃了本来可以稍微休息的日子，付出大量劳动来平整土地。此外，还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处理成有机肥，用来提高土地的肥力。平整土地为机械化做好了准备，在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业的生产给农业提供了各种农用机械，拖拉机、收割机、推土机和播种机等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公社和大队更发展自己的农机制造和维修，逐步地取代了农民最辛苦的耕田的劳动。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力修建了灌溉系统，到了七十年代有了灌溉的机器，以及农村电力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农民用人力挑水进行灌溉的辛苦劳动。到了七十年代末，可以说农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正是在农民开始减少他们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本主义改革，将人民公社解散了。怪不得在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后，一位农民告诉我一个他们的顺口溜，“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年后，所有人都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正在面临极为严重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停滞、农田基本建设荒废、种田无法维持生活、年轻劳动力不得不离开亲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钱回来养活家里的老小。六千万中国农村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和祖父母留守农村，在他们成长的年月里，通常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与父母见上一面。六千万是个多么庞大、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个数字的背后，更是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以及这些儿童未来如何面对他们身体和心理所受到的创伤。农村的资源被不断地抽走，其中最宝贵的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年轻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纪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没有子女在旁协助，还得照顾他们的孙儿孙女，他们家庭分散了。过去在战火燃烧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个年代，是战争将家庭分散的苦难强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今天并不处于战争中，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70年的和平，凭什么中国人还是要遭受家人分离的痛苦？这难道不是残酷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吗？这么多少年儿童所受到的创伤不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奇迹”的另一面吗？

  我们来看看，今天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专家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严重的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牛若峰写了一篇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中国“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10]。牛若峰首先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样形容，他认为“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城乡差别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大等等。然后牛若峰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问题，解释了它们产生的原因，他说：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体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位一体”的严密统治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地位，且城市与乡村极不对称的称状况日趋加剧。

  牛若峰这位农业专家把中国今天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归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上去，他把工农联盟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说成“城乡分割，一国两策”，把农业集体化时代如此辉煌的成绩说成是今天农业生产停滞、农村凋敝、农民生活艰苦的原因。今天的农业专家把今天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归罪与社会主义下农村集体的发展，用意在哪里？这位农业专家的说法，正好跟30年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中国不但没有“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恰好相反，工农联盟的政策实现了工业与农业在经济发展上相互支持、促进了都市与乡村生活水平上的均衡，使生活在都市和农村的人在教育文化上和医疗卫生各方面趋向平等、大幅度地缩减解放初期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时代在集体所有之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民生活各方面的改进，是几亿人民所经历过的，这样的成绩没有一点专家学者可以把那它从历史上抹去，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窜改历史，屈辱中国劳动人民和否定劳动人民辛苦获得的成绩。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严重的问题，完全是农村集体化被彻底摧毁，工农联盟政策被彻底打破而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切断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是资本主义改革把农村的剩余抽走，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的凋敝，造成农村的年轻人必须离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造成子女和父母家庭分离的悲剧。

  [4] 孙晓军所指的三个维度是：（一）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对工业化资金积累的贡献，（二）前30年农田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三）前30年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成就。

  [5] 这个参观队从北京出发经陕西、河南、到东部无锡和上海一代到广州。（见xi页地图）

  [8] 韩东屏，《中国的农村道路：从到－关于未来的思考，来自莹烛察今公众号：2019-7-17，人民食物主权转载。

  [10] 牛若峰：《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古今农业》2003 年第4 期